文｜郑璇律师
1912年1月，罗伯特·斯科特船长和他的四名队友，在历经艰险抵达南极点后，却发现挪威人阿蒙森的旗帜已抢先在此飘扬。
他们在绝望中开启了归途，在最后的帐篷里，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，斯科特写下了动人的信件和日记。他没有抱怨命运，而是写道：“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，我能告诉你什么呢？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要好千万倍！”并强忍悲痛，记录下同伴们的勇气，呼吁国家照顾他们的遗属。
这种在绝对失败中展现出的坚毅、责任感和对人类探索精神的崇高礼赞，被茨威格用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一书凝固为永恒的瞬间。那些瞬间凝聚了人类勇气、智慧与艺术创造力的高峰时刻，被他喻为照亮人类文明进程的“闪耀星辰”。
近一个世纪后，我们却似乎进入了一个星光分布极不均衡的时代，人类群星几乎全数聚集在硅谷上空闪烁，而文化的天穹却日渐黯淡。
如果有人要为21世纪前二十五年编纂一部当代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，那么这八位科技领袖几乎必定入选：
特斯拉的马斯克，用电动汽车和可回收火箭重新定义了人类出行与太空探索的边界；英伟达的黄仁勋，以一片GPU芯片为人工智能革命提供了算力基础；OpenAI的奥特曼，通过ChatGPT让全球普通人第一次直观感受到AI的力量；微软的纳德拉、苹果的库克、谷歌的皮查伊、亚马逊的贝佐斯和Meta的扎克伯格，他们各自构建的科技帝国，深度塑造了数十亿人的信息获取、社交互动与商业活动方式。
这些科技巨擘之所以被视为“当代群星”，源于他们带来的改变符合我们对“历史性影响”的现代定义——直接、可见、全球规模且量化清晰。
黄仁勋的皮衣与舞蹈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，马斯克的每条推文都能引发股市波动，奥特曼的每一次发言都牵动着人们对AI未来的期待与恐惧。他们的产品与服务已如空气般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个缝隙——从清晨被智能手机闹钟唤醒，到通过社交媒体获取资讯，再到依赖他们的云服务处理工作。
科技明星的影响力如此耀眼且具象，以至于我们几乎不由自主地将“改变世界”的桂冠独独授予了他们。
然而，当我们转向文化领域，情况则大不相同。请快速说出三位仍在世的、全球公认的文学巨匠？五位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方式的视觉艺术家？他们的名字及其贡献，似乎远不如科技领袖们那样清晰可辨。
这不是因为文化领域缺乏才华横溢者。白先勇让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在全球演出超过500场，并成功吸引75%的年轻观众走进古老的昆曲世界；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挑战着人们对身体与精神的极限认知；班克斯的神秘涂鸦引发全球对艺术与商业关系的深思。
问题在于，文化影响力的性质与科技截然不同。科技创造的是“解决方案”，而文化提供的是“解读框架”。前者满足我们即时的功能需求，后者则塑造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——这种影响更为深层，却也更为隐蔽、缓慢且难以量化。
在评价机制上，两者也存在着根本差异。科技成就可以通过用户数、市值、算力提升等明确指标衡量；而文化艺术的价值却常常需要时间的沉淀与多元视角的审视，甚至可能在不同时代获得截然不同的评价。
更关键的是，在注意力经济的时代，我们的认知带宽已被科技产品与平台的即时反馈机制重塑。刷不完的短视频、永不间断的推送通知、精心设计的成瘾机制——我们的大脑已被调教得追求即时满足，越来越难以投入需要静心品味的深度文化内容。
当整个社会痴迷于速度与效率，那些需要慢思、静观与内省的文化创造，自然被推到了公众视野的边缘。
文化星光的黯淡，绝非只是一种领域不平衡的表象，它正悄然改变着我们文明的评价体系与未来走向。
首先，公共讨论的词汇正变得日益贫乏。当科技理性成为唯一的主导思维，我们用来讨论情感、美感与精神价值的语言便在无形中萎缩。我们熟练地使用着科技产品，却越来越难以找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内心的复杂感受，描述一幅画的微妙意境，或是辨析一个哲学概念的精妙之处。
其次，我们正在丧失对技术发展的批判性视角。任何一种技术本身都带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——社交媒体天然鼓励表演与简化，算法推荐必然强化偏见与固化信息茧房。若缺乏深厚的人文素养与批判性思维，我们便只能被动接受技术带来的一切，而丧失了质疑、引导与塑造技术发展方向的能力。
更重要的是，文化的核心功能之一本是提供生活的意义框架，而在意义危机的时代，我们却试图用科技方案解决精神问题——通过社交媒体寻求认同，通过虚拟现实逃避现实，通过生物黑客技术追求永生。这些尝试或许能缓解症状，却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。
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警告现代技术的“座架”本质——它倾向于将世界仅仅视为可计算、可控制的资源。而文化艺术的深层价值，恰恰在于它始终提醒我们：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神秘、丰富且不可穷尽的意义之源。
过度推崇科技明星而忽视文化创造者，这种失衡会引导文明走向危险的航道。
其一，创新生态将趋于同质化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最富活力的创新往往发生在不同领域的交叉地带——达芬奇的艺术与解剖学研究启发了他的工程发明，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阿兰·图本身同时也是数理逻辑学家和密码破译专家。单一领域的过度繁荣，反而可能抑制跨学科的创造性思维。
其二，我们解决问题的“工具箱”会变得异常单一。面对气候变化、社会撕裂、心理健康危机等复杂挑战，纯技术方案往往只能治标。而文化艺术所培养的共情能力、系统思维与价值反思，恰恰是应对这些“棘手问题”的必备素养。
其三，可能最为危险的是，我们正在培养一代“技术娴熟却文化文盲”的精英。他们精通编程与数据分析，却对历史教训、伦理困境与人类处境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理解。这种素养的缺失在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，其潜在风险不言而喻。
1953年，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那一天，克里克却选择去剧院欣赏莎士比亚的《李尔王》。事后他解释说：“科学告诉我们如何理解世界，而艺术告诉我们为何要理解。”
真正健康的人类文明，永远需要两种星光的交相辉映——一种照亮前行的道路，一种温暖我们的心灵。
我们无需贬低科技巨星们的贡献，他们的确以非凡的方式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。但我们更需要拓宽视野，主动去寻找、关注并珍视那些在文化领域默默耕耘的创造者——那位用十年时间完成一部小说的作家，那位在偏远乡村复兴传统手工艺的匠人，那位通过舞蹈探讨身份认同的艺术家。
在算法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的时代，主动关注一位人文思想家，阅读一本与工作无关的哲学书籍，走进一场本土艺术家的展览，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反抗。
唯有当科技的星光与文化的星光重新在天穹上交相辉映，我们才能在一个技术日益复杂的世界中，不失人性的温度与深度，不忘人类探索的初心与归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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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
_——郑璇律师团队——_